华尔街金融网科技讯 据《连线》杂志北京时间3月22日报道，由于媒体曝光了数据科学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获取5000万Facebook用户数据一事，过去四天Facebook不仅遭到监管机构和评论人士的连番炮轰，而且还在股市上遭遇重创。周三之前，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此事上一直保持沉默，但周三下午他在个人Facebook主页上谈到了这一事件，并阐述了他将推行的一些解决方案。
随后，扎克伯格接受了《连线》杂志记者尼古拉斯·汤普森（Nicholas Thompson）的专访，讨论了此次危机、Facebook犯下的错误以及监管Facebook的不同模式。此外，他还谈到了Facebook平台再次被俄罗斯利用的可能性。以下即是本次采访内容节选。
尼古拉斯·汤普森：你在2015年晚些时候听说了Cambridge Analytica获取用户数据一事，于是你与他们签了一份法律文件，文件称该公司盗用的Facebook数据已经删除。但在之后的两年里，媒体曝出了各种各样的传闻，对这一法律文件提出质疑，而且不信任Cambridge Analytica的说法。你为何没有展开进一步调查，以确认CambridgeAnalytica是否盗用Facebook数据？
马克·扎克伯格：2015年的时候，我们通过《卫报》记者得到消息，说亚历山大·科根（AleksandrKogan）似乎与Cambridge Analytica及其他许多公司分享了Facebook用户数据，我们立即采取措施，封杀了科根的应用，要求科根和其他看到过这些数据的人做出具有法律效应的书面保证。我们拿到了那些书面保证，而Cambridge Analytica也确实告诉我们说，他们根本没有收到原始Facebook数据。那其实是某种派生数据，但他们已经将其删除，而且不再使用。
如今回想起来，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必须要首先采取的措施是，不仅要开发者向我们提供书面保证，而且还需采取进一步措施，对我们推行更严格平台政策之前运行的每一个应用进行全面调查，对具有任何可疑活动的所有应用展开全面调查，我们会继续推进这项工作，进行全面的法务审计。只要开发者没有签订书面保证，我们就会让他们离开Facebook平台。对于你的问题，我的答案是，我们本应该针对CambridgeAnalytica采取这样的措施，我们现在会对2014年以前获取过大量数据、如今仍在平台上的所有开发者实行这项政策。
尼古拉斯·汤普森：我在本周写了一篇文章，文中说我认为那是Facebook犯下的一大错误。
马克·扎克伯格：好消息是，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重大行动来避免今天再重演三四年以前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五六年前采取了这种措施，我们现在就不会面临这种局面。所以，我很早就在数据可移植性（data portability）如何实现所有这些新体验的问题上，给Facebook提出了非常理想化的愿景，我认为我们从社区和世界获得的反馈意见是，对于人们来说，隐私以及锁定数据比轻松访问更多数据和拥有不同类型体验更重要。而且我认为，如果我们早日实现了内部审计，并且在2014年或是2012年、2010年做出这些调整，那么我认为我们可以避免受到很多伤害。
尼古拉斯·汤普森：这是一个超级有趣的理念变化，因为这个故事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我们需要在一切事情上都做出艰难的取舍。外界在两周前对Facebook的批评是，你们需要对数据更加开放，而现在则是需要将某些数据封闭起来。你们可以更多地加密数据，但是如果这样做了，那么数据的用处就没有以前大了。所以，请告诉我在过去72个小时里，您头脑中还浮现过其他什么理念变化。
马克·扎克伯格：那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我认为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我认为，我们从用户获得的反馈是，人们越来越珍视他们的隐私，希望自己的数据更少被人获取，但只有获取更多数据，才能更轻松地将拥有朋友数据的社交体验带到其他地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理念上的变化，在实践中它可能是开发者能够在平台上建立起来的东西，具有实际的交换价值，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并且我也同意。我认为我们当前面临的很多问题的核心是，人们必须在他们关心的真实价值之间做出选择。当你思考像假新闻或仇恨言论这样的问题时，这就意味着你需要在言论自由与安全之间做出选择。
尼古拉斯·汤普森：可以肯定的是，在过去几天经历过这个过程时，你一直在讨论取舍问题，寻找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并且从中选出四五个非常好、很少遭受质疑的解决方案。但是，还有其他一系列调整，可能比你在未来几周谈到的方案更复杂？
马克·扎克伯格：当然，我们正在考虑的其他事情是长期的。但是也有很多细微差别，对吧？所以我们可能会对Facebook平台上进行15次调整，以进一步限制数据的使用，我没有将这些调整一一列出来，是因为它们中很多都是有细微差别的，很难解释——我试图大致描述出问题是什么，哪些是第一次遇到的，将来要确保开发人员无法访问这类数据。
好消息是，这方面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2014年。但还有其他一些事情，经过一系列研究，它们在现在也行得通。我们想要确保CambridgeAnalytica之类的事情不会再重演。如果他们能够通过提供虚假法律认证，逃过我们的监管，那么我们对社区的责任不仅仅是对从事可疑活动的开发者采取行动。我们的责任是对每一个应用进行调查，确保它们没有从事可疑活动，还要对它们进行全面审计。我认为这些才是最主要的问题。
尼古拉斯·汤普森：明白了。我们每天都在加深对Cambridge Analytica的了解，我们正在对他们所作所为有所了解。你对Facebook数据没有落入俄罗斯特工和其他组织之手有多大信心？
马克·扎克伯格：无可奉告。我希望在进行调查之后，我们会更确切地知道这一点。值得指出的是，2015年有报道称科根与Cambridge Analytica等公司分享了数据。当我们要求Cambridge Analytica提供书面材料时，他们表示，“我们从未真正收到原始Facebook数据。我们可能从科根那里获得了一些个性分数或一些衍生数据，但实际上这在任何模型中都没有用，所以我们已经删除了，并且没有在任何东西中使用。所以，我们基本上会确认我们将全部清除这一切。”
我其实并不确定这种事情会发生在哪里。我肯定认为《纽约时报》、《卫报》和第四频道在上周的报道表明，Cambridge Analytica仍然可以访问这些数据。我的意思是说，这些报道听起来足够可信，我们需要据此采取重大行动。但是，在完成这次审计之前，我不想匆匆得出有关此次事件的结论。另外我想说的是，我们暂停了内部审计，以便让英国监管机构ICO（信息专员办公室）展开政府调查——我认为这可能是一项刑事调查，但至少是政府调查。所以我们会先让他们先采取行动。不过，我们肯定想要确保我们了解别人如何使用所有这些数据，并充分确认Facebook社区的数据不存在。
尼古拉斯·汤普森：但是，你们仍有可能展开第二次分析，也就是查看互联网研究局（IRA）的已知内容，查看科根文件中的数据签名，并筛查你们自己的数据，而不是筛查已审计过的数据，以确定是否有人将该信息传递给IRA。这种调查正在进行中吗？
马克·扎克伯格：我们已经详细调查了IRA的广告支出和使用情况。科根应用获得的数据，没有以任何方式打上水印。如果他将数据提供给Cambridge Analytica，那些数据也是基于个性分数或其他类型的衍生数据，我们不会知道这些数据的存在，或者从未见过这些数据。所以很难做这样的分析。但我们肯定会研究IRA正在做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让政府确保他们有权访问他们需要的内容。所以他们给了我们某些保证，我们正在尽全力配合政府的调查，至少在我看来，美国政府和特别顾问将对系统中所有不同的信号展开更全面的调查——例如，对转账以及我们无法了解的事情的调查。
尼古拉斯·汤普森：谈到国会，你是否会自愿前去作证，或者会被以更正式的方式提问。你打算去吗？
马克·扎克伯格：我们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Facebook经常到国会就一些话题作证，其中大多数并不像俄罗斯干预大选那么引人注目。我们的理念是：我们的职责是向政府和国会提供尽可能多的关于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信息，以便他们能够全面掌握有关某些公司和情报界的情况，然后就可以把这些信息进行汇总，他们需要这样做。所以，如果我是Facebook内部最了解情况的证人的话，我很乐意出庭作证。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原因是公司里有些人的全职工作就是处理法律合规事务，或者是其他一些不同的事情，而他们对这些事情的了解更详细。所以，听证会上必须有人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是那个合适的人。但如果是我，也会很高兴。
尼古拉斯·汤普森：当你考虑监管模式时，会发现有很多种。有些是简单、效果有限的模式，比如《诚实广告法案》（Honest Ads Act），它在广告方面会更开放，也有更严谨的德国模式，或者法国人一定会讨论的模式。也有最极端的模式，比如斯里兰卡的模式，它封杀了一切社交媒体。所以，当你考虑不同的监管模式时，你认为什么样的模式适合Facebook，适合它的用户，适合整个公民社会呢？
马克·扎克伯格：我认为你问的恰到好处，因为问题不是“是否应该有监管”，而是“如何进行监管？”在我看来，有些模式直接粗暴，比如《诚实广告法案》。根据我的观察，大部分监管还是好的，我们表示支持。我们正在开发完整的广告透明工具；即使特定的法案好像不一定会通过，我们还是会尽力去做。这是因为，如果互联网服务标准一致化的话，那么最终对人们、对网络都是有好处的，甚至比电视和传统媒体在广告方面的影响还要大——电视和传统媒体似乎仅仅是合乎逻辑。
但是，有些问题很微妙，比如，在我看来，如何适当监管人们十分关注的内容。我一直在考虑的最大问题是这样的：各公司在用人工智能工具自我监管方面的责任有多大？在这里，让我稍微回顾一下。2004年当我们在宿舍里开始创业时，我们对服务内容的监管方式与现在有两大不同之处。基本上，那时人们分享信息，然后发现问题以后，我们再去调查。但是没有人会说，“嘿，每次有人发布坏消息的时候，你应该主动了解一下，”因为人工智能技术当时还未发展起来，我们也就仅仅是宿舍里的几个学生。
所以，我认为人们应该明白，我们并没有一个可以处理这个问题的全面操作规程。现在，近15年过去了，人工智能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它正在不断改进，让我们可以主动识别大量内容——而不是所有内容。识别一些真正微妙的仇恨言论和欺凌行为，我们还需要几年时间。与此同时，我们是一家相当成功的公司，可以雇用1.5万人从事安全和所有不同形式的社区运营工作。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现在随着人工智能工具变得越来越好，未来5-10年内越来越多的公司将能够主动确定哪些内容可能是冒犯性内容或违反某些规则，因此他们做这件事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我认为，这可能是有关监管问题的最有趣的智力和社会争论之一。我不知道情况最终是不是看起来会像美国《诚实广告法案》模式，或是你提出的任何具体模式，但我认为，理顺这层关系，将成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尼古拉斯·汤普森：政府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制定相关法律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而让这些法规生效还有更长时间，人工智能在两年内与现在会截然不同。他们只是为你制定指导方针吗？他们需要一定的透明度吗？政府能做些什么，以便在这个过程中向你们提供帮助？
马克·扎克伯格：我其实认为这是你刚刚说到的两件事情。我认为，透明度往往是行之有效的，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做得更好的方面，我们也在努力。今年Facebook将会就内容透明度发布一些政策。我认为指导方针比单纯指定具体流程要好得多。
我对食品安全的理解是，在加工过程中会有一定数量的灰尘进入鸡体内，数量不是很大。我认为有些人明白，你如果想为数以亿计的人提供食物，或者在我们的情况下建立一个拥有20亿人口的社区，那么你就无法完全解决每一个问题，它应该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人们应该期望我们在消除仇恨言论上做得更好。我认为，这可能是正确的做法——为公司提供适当的灵活性以实现这一点。
当你开始进入微观管理，也就是你所说的德国模式，你必须以这种方式处理仇恨言论。因为现在我们正在德国以特定的方式处理德国境内的仇恨言论，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流程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能力。不过，我们仍然在德国这样做，因为它要求我们做。所以，我认为指导方针可能会好得多。在未来几年，这或许是一个比今天更有趣的对话。但它将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尼古拉斯·汤普森：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做出了很多调整：有意义的互动便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如果重新想一想创建Facebook的模式，你希望自己做了哪些不同的事情，以避免Facebook陷入这种危局？
马克·扎克伯格：我不知道，这很难。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我们没有为很多人提供服务，那么我认为这些东西中的一些就不太重要了。但这不是我想要回去并且重新做的改变。这个世界正在发生迅速变化。我认为社会规范也在迅速变化，人们对什么是仇恨言论，什么是虚假新闻的定义——这是几年前人们没有关注的概念——以及人们对政府和不同机构的信任和恐惧正在发生转变。
当你试图为全球20亿人口创建一项服务，并使用不同的社会规范时，我认为你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肯定会在不同的价值观上面临一些艰难的取舍，需要转移和调整系统，并在很多方面做得更好。我认为，我们具有很严肃的责任。我想确保我们认真一切所要采取的措施。我很感激那些批评我们的记者所带来的反馈意见，并教会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重要事情，因为我们需要做到。这一点很重要。
2004年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坐在宿舍里事先解决所有问题。这是一个固有的迭代过程，所以我不倾向于将这些事情看作某种东西——我希望我们没有犯这个错误。我的意思是，我当然希望我们没有犯错误，但避免那个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你如何从中吸取教训并做出改进，然后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为社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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